别让异地高考成为“剃头挑子”

　　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有2。2亿人离开户籍地迁居异地工作和生活，异地高考早该进入实践层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待时机成熟时，试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异地参加高考。这里的“时机成熟”，不是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而是要尽快明确具体的试行方案和时间。继15位学者联名提请国务院和教育部，呼吁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之后，20多位随迁子女家长共同起草方案，5万人力挺，将异地高考这一热点话题再次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折射出民众对教育公平的迫切诉求。那么，这一民间方案能否抛砖引玉？

　　异地高考的探讨和试验已在路上。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已经在城市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学习，他们就有权利在所在城市参加高考。这是官方的说法。显然，这过于原则化，要进入实则性的操作还有待时日，但各地的尝试已经悄然启动。2011年，有10类非上海户籍考生可以在上海市参加全国高考，而1年前只有8类人可以参加，5年前这个数字则是6类。福建省从2012年开始，省内的考生可以在学籍地和户籍地中选择一地报考，全面实现省内异地高考。可要看到这些都是条件苛刻的异地高考，如上海的对象中主要指持引进类人才居住证父母的子女、支内支边知青的子女、在上海就读中职的学生、外国侨民等。门槛之高且还是一个地区的“内部游戏”，这与“民间方案”相差甚远。

　　除了这次学者上书和民间方案公布的风生水起外，有关异地高考的民间行动早就在努力寻找突围路径。福建晋江一家民营学校的校长，为了能让外地民工子女在当地参加高中会考，不顾旅途劳顿，多次来往四川重庆等，说服外地教育部门。终于工夫不负有心人，不仅实现了跨省的异地会考，而且还探索跨省异地高考这一“世纪难题”。民间对异地高考之热，固然让人们看到了改革的民意基础与破冰的希望所在，但也带来一个令人焦急的印象，即面对异地高考这一难题，呈现出“剃头挑子一头热”，官方行动明显迟缓。

　　谁都知道，异地高考的难点在于涉及到户籍制度和高校招生权这两个需要全国通盘解决的问题。但不能因为难就畏葸不前，无所作为。政府部门应积极探索与研究高考政策的改革，不能只停留于地方上一枝独秀。就像考核经济指标和测量交通干道噪声，需要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和修正背景噪声那样，应确定不同的分数系数，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水平有高低、就读与报考地发展有差异的问题，这是异地高考在教育领域的主要障碍。再比如探索高考命题、考试方式等方面的改革，以打破地方壁垒，消除高考移民等，教育主管可做的事很多。当然，更需要相关政府部门的通力协作，联动运筹，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凡事做与不做不一样，慢做与快做不一样，积极地做与消极拖延不一样。因此，期待民间方案能推动“大象的*”，政府教育等相关部门共同发力、拿出时间表，全面启动异地高考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