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故事：刘恒（汉文帝）

人们一提西汉王朝，说得比较多的总是高祖刘邦和武帝刘彻。一个是开国元首，经“楚汉相争”打下江山，崇尚黄老哲学，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一个气贯山河，强化集权，扩展疆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二位对历史的贡献都很大，个性也很突出。而在这二位之间有位帝王名声虽不及二位显赫，政治才华也可能不在一个当量级上，但他为人宽厚包容，历史功绩可圈可点，他就是汉朝的第三位皇帝，开创“文景之治”盛世时代的汉文帝刘恒。
一般说来，开国皇帝都是些苦出身，凭着出生入死、施展智谋夺得江山。这些人能吃苦，担得起风险，忍辱负重，能屈能伸，责任心和使命感都很强。而那些承继者，皇子皇孙，打小备受娇宠，优越感强，受不得磕打，吃苦精神和社会责任都要大打折扣。但这位汉文帝却不同，即位前他虽为皇家子弟，却并没有什么优越感，相反却要小心翼翼，非常收敛；登基后也没有不可一世，表现得相当低调，不事张扬。这可能正是他的处世风格，也是他成就基业的重要原因。
刘恒是刘邦的儿子，祖籍自然在江苏沛县。但他在称帝前被封为代王，地域即在今河北张家口蔚县及山西一带，他的夫人窦王后是河北清河观津人，现地属衡水，所以，他应当算是个河北人。他执政前的能力准备和心理锤炼是在河北完成的，他是从河北大地走向权力的巅峰。

曲折称帝，稳定局面

按理说作为老刘家的天下，刘家人继承皇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在刘邦驾崩后，他老婆吕雉擅权，开始琢磨着让他们吕家人坐江山。这娘儿们可不是善茬儿，先是立了她的儿子刘盈为帝，即惠帝，自己当了皇太后，开始安插吕氏家族的人掌握重要的权力。惠帝没几年去世，她怕刘氏的其他子嗣继位，便对刘邦的儿子及皇后痛下黑手。刘邦一共有8个儿子，只有刘盈为她亲生，其他的全是别的后妃所养。吕后先是毒死了老三赵隐王如意，把其母戚夫人剁掉双腿双脚，挖去了眼睛耳朵，扔到了茅房里，称作“人彘（制）”；老五赵共王刘恢因受不了她的迫害而自杀而亡；老六赵幽王刘友被她关起来活活饿死；老八燕灵王刘建早逝，但有个儿子也被吕后斩草除根。老大刘肥见情况不妙，用20个县的封土贿赂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才免于一死，离开长安得以善终。到吕后最后死时，刘邦的儿子只剩下了刘恒和刘长。
刘恒之所以没有成为吕后的刀下鬼，和他的母亲薄姬有关。薄姬原来是项羽所封魏国王宫的宫女，刘邦打败魏国后，将许多宫女选进后宫。薄姬估计长得并不特别漂亮，结果被送到了织室织布。薄姬有俩“姐们儿”挺讲情谊，当初她们曾约定谁混好了都不能忘了姐妹。这俩入宫伺候高祖，就跟高祖提起此事，于是刘邦就叫人到织室找来了薄姬，与其一夜风雨，薄姬自此生下了刘恒。虽生下了龙种，但薄姬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始终是“姬”，并没有升为“夫人”。 薄姬的脾气比较谦和，在后宫的争斗中不太掺和。这样的娘带出的孩子自然比较老实本分，不惹是生非。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代郡的太守陈豨（西）谋反，刘邦带兵平叛，在诸位大臣的保举下，刘恒被立为代王。刘恒打小不露锋芒，稍大点儿就去了代地，他及母亲没受过刘邦的娇宠，没在吕后的眼皮子底下晃悠，结果这成了好事儿，没让吕后瞄上，躲过了吕后的清洗。
这里得说说吕后。吕后当政可以说是汉代最黑暗、最邪恶的时期。人说“狠毒莫过妇人心”，大概就是从她身上总结出来的；而且外戚预政，大概也是从她开始的。在中国的专制皇权体制下，外戚，也就是皇帝的娘家人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他们靠近权力，与皇帝有着特殊的关系，如果有野心，就比较容易操纵政权。而且老婆娘干事儿，没啥哈数，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再加上后妃之间的争风吃醋，搅得政权不得安宁。吕后是这一现象中的典型，对后世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惠帝死后，吕后立少帝刘弘，实际上那并不是惠帝的孩子，吕后牢牢地控制了政权。可能是应了那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时间不长，吕后一命呜呼，这成为了朝政的一大转机。这婆娘要是再多挺上些时日，朝政真不知道要乱到什么程度。这时吕氏家族的势力很强大，相国吕产、上将军吕禄企图发动政变夺取帝位。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刘姓宗室和高祖时的朝臣联合起来，共同诛灭诸吕。齐王刘襄发难于外，太尉周勃夺取北军于内，杀尽诸吕的所有男女成员，史称“周勃安刘”。
吕氏家族的势力被消灭了，该让谁来做皇帝呢？有人提议立齐王刘襄为皇帝，他不仅是高祖的长孙，又有起兵伐吕之功。但大臣们考虑他母舅家族势力强大，怕再来个吕氏专权，被否决了；淮南王刘长也因“家母恶”被否决。看来这人们真让吕后擅权给弄怕了。
这时朝臣们想到了刘恒，太尉周勃和丞相陈平讲：“代王方今高祖亲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固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这就是说从血脉上讲刘恒是刘邦的亲子，现在是的，人品好，老娘薄氏也善良。立长是祖宗之法，仁义孝道是立国之本，所以，立刘恒是最为合适的。结果赢得了众人的一致赞同。刘恒就这样成了帝王的候选人，说实在是够幸运、也够偶然的。没动太多的心思，也没跟谁争得你死我活，众臣把吕家的人给灭了，哥们弟兄又早让吕家人给杀了，这皇帝不让他当让谁当呀？有言道“有福之人不用忙”，干什么事儿都得信个“命”，天上掉馅饼，你想躲也躲不开。
众臣派人去代国迎请刘恒。刘恒见到使者，连自己都将信将疑，这是真的吗？这当皇帝也忒容易了吧？别是谁骗咱去给咱们下套吧？他找到了母亲薄太后商量，薄氏也拿不定主意。于是请来卦师用龟裂占卜，并决定先让薄氏的兄弟薄昭到长安去见太尉周勃。周勃向薄昭讲明大臣们立刘恒为皇帝的由来，这时刘恒才启程进京。
刘恒当代王的时候，吕后曾给诸王赐送宫女，前面说到过的窦氏被送到了代国。刘恒见窦氏天生丽质、风姿绰约，非常宠爱，与其生下了女儿刘嫖、儿子刘启、刘武。这窦氏是个很了不得的主儿，原代王后去世，她被立为王后，代王后所生的3个儿子先后不明不白地夭折，她的儿子刘启被立为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一直到武帝继位，她先后为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她对文帝的掌权影响很大，从文帝、景帝到武帝初期实际掌控朝政达几十年。看来这老刘家几辈的娘家人都够能干的，阴盛阳衰可能就在那时候打下的根儿。这扯得有点远了，还回来说刘恒登基。
刘恒到了京城，丞相陈平等叩拜道：“子弘等皆非孝惠子，不当奉宗庙。大王，高祖长子，宜为嗣。愿大王即天子位！”这意思是说少帝刘弘等都不是惠帝的亲子，不能当汉朝的天子。您是高祖的长子，才有资格继承大汉基业，请您登上皇位。当然刘恒也象征性地推让了一番，之后于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九月三十日即天子位。辅佐登基的人提出要清除宫内的*佞小人，于是进宫用车将少帝载出，然后拥护着法驾去迎接皇帝，当晚刘恒进入未央宫。
当上皇帝首先要控制权力，使朝政尽快正常运转起来。刘恒入京时仅带了宋昌、张武等6人，入未央宫的当晚他就任命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命张武为郎中令，巡察保卫宫中。安排有司衙门分别诛杀少后帝及其三个弟弟于各自的府第，然后连夜颁布诏令，大赦天下。这下能看出刘恒的能量了，该忍该躲的时候能忍得下、猫得住，该挺该立的时候能硬得起来，下手不含糊。
刘邦当政时曾封了一批刘姓诸侯王，这些王各据一方，势力很强大，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刘恒称帝，有些王认为他是“摘桃派”，是依靠一批老臣而登上皇位的，内心并不服气。面对这些实力强大且态度很骄横诸侯王势力，刘恒采取了恩威并施的策略，消弱其势力，巩固皇权。
首先，他封赏诛灭诸吕的有功之臣，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朝廷中央。其次，他对各诸侯王采取宽抚的政策，仍保留其爵号和封地，尽量不使其成为朝廷的麻烦。同时将一些大的诸侯国分割，消弱其势力，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立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立刘遂的弟弟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
但对诸侯王势力仅用安抚的办法是不行的。汉初采用无为政治，各诸侯画地为牢，地方势力恶性膨胀。刘邦老爷子在时还给点儿面子，老爷子一走，弟兄之间可就没那么多顾及了。对此，刘恒态度坚决，绝不心慈手软。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刘恒立刻派兵镇压，叛军顷刻瓦解，刘兴居被俘后自杀。时过3年，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还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察觉，刘恒派人诏刘长入京，罢去其封号，将其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经过一番整治，由吕后擅政、新帝登基引发的混乱局面基本上稳定了下来。

温和从政，以民为本

刘恒称帝后，继承了高祖的治国方略，贯彻“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理念，改变惠帝和吕后时期民生凋敝的状况。可能是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文帝的从政风格比较温和，民本主义色彩比较浓。老百姓在他称帝期间日子过得相当不错，社会安宁，经济发展，他与其子景帝的执政时代史称“文景之治”，这是中国历的第一个盛世。
首先要发展经济。惠帝、吕后乱政，造成国家财力不足，人民生活困难。究其原因，是由于“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说白了就是干活人少，吃饭人多，跟我国“文化*”时期差不多，农民遭受残酷剥削，*侈之风日益严重。文帝采取措施：一是减省租赋，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前168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二是减轻徭役。刘恒“偃武兴文”，“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三是令列侯归国。刘恒即位之初，列侯多居于长安，远离所属食邑，“吏卒给输费苦”，造成人民沉重的转输负担。文帝二年（前178年），刘恒诏令列侯回归封邑，做官吏的及有诏令特许的也要将太子送归封邑，其他任何人不许留居长安。四是弛山泽之禁。文帝后六年（前158年），文帝下令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促进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五是废除过关用传制度。汉代在军事重镇或边地要塞，都设关卡以控制人口流动，检查行旅往来。出入关隘时，要持“传”，即通过关的凭证方可放行。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月，文帝取消出入关的“传”，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六是入粟拜爵。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文帝采纳建议，采用公开招标价卖爵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军粮，即“入粟拜爵”。此法实行后，边境和郡县粮食充实，可免除天下田租。
这几项措施的提出，应当说是相当有水平的，就是拿到现在也具有借鉴意义。古往今来，在强农惠农的问题上，无非面对这么几个问题：一是“减轻农民负担”， 二是搞“多种经营”；三是实行开放政策，四是要加强粮食储备，文帝提出的“三十税一”、免收田租、“令列侯归国”、“弛山泽之禁”、“废除过关用传制度”、“入粟拜爵”等就是针对这几个问题的，目的性和操作性都非常强，而且是在两千多年前提出来的，实为难能可贵。
经济发展了还要注意节俭，开源还必须节流。这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风气问题。文帝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他在位23年，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平时穿戴都是用粗糙的黑丝绸做的衣服；他为自己修的陵墓，也非常简朴。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不多的。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文帝改革刑制。文帝元年（前179年），废除“连坐法”，明令宣布“废除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同时废止严酷的肉刑，过去汉代的肉刑有黥刑（脸上刺字）、劓（义）刑（割去鼻子）和斩左右趾（砍去左足或右足）等多种酷刑，文帝废止了这些刑法，这在中国法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使中国古代刑制由野蛮阶段进入较为文明的阶段，为刑制向新“五刑”（笞、杖、徙、流、死）的过渡奠定了基础。
经济发展必须有和平的周边环境，文帝即位后面对的是“胡强南劲”的形势。所谓“胡强”就是北方的匈奴，自汉高祖“白登之围”以后，汉廷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虽收到一定效果，但并不能根本解除威胁，双方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文帝即位，继续采取和亲策略，避免动用干戈。匈奴虽受益于和亲，但经常不守盟约，侵扰边地。文帝采用晁（朝）错“募民实边”之策，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迁徙，官府发给农具、衣服、粮食，按什伍编制组织起来，一面种田，一面备“胡”。凡抵抗匈奴人侵扰，夺回其掠夺的财物，官府照价赏赐一半。此外，文帝还在边地建立马苑36所，用人3万，养马30万匹。这些措施加强了抗击匈奴的力量，有利于对边郡的开发，为日后汉武帝征服匈奴打下了基础。
所谓“南劲”即南越国。我们介绍赵佗时说过，秦始皇时征服岭南，设桂林、南海和象三郡，秦灭农民起义爆发，赵佗兼并三郡称王。高祖时赵佗接受“南越王”封号，南越成为藩属国。吕后当政对南越实行经济封锁，赵佗立国，与汉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改变对南越的扼杀政策，向南越提供发展生产所需的铁器、农具、牲畜等，派人修葺（气）赵佗在河北老家的先祖冢，置守邑，岁时祭祀，安排赵佗的兄弟做官。同时遣陆贾出使南越，在文帝诚意的感召下，赵佗谢罪称臣。
在汉文帝当政期间，对周边的少数民族较少动武，尽力维持相安友好的关系，以礼相待，兄弟相称。这样既为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和平的环境，也加强中原人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促进了民族间的团结与融合。

谈谈“心态”
　
人们常说干什么事儿都要有一个好的心态，不与人争，不为物累，把名啊利的看得淡些；要与人为善，多念别人的好，少想彼此的怨，吃亏是福，海纳百川；要平和处事，稍安毋躁，大怒伤身，语恶伤人。但这些多少是对普通人讲的，因为功名利禄离这些人远，想得的往往得不到，把欲望放低些，失望或者绝望可能就来得少；人与人之间相处，难免会出现摩擦，多些给予，少些计较，能关照就关照一把，谁指不定在哪用着谁。说到底，这实际上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否则你就难于立世，肯定要吃亏。可对于帝王就不一样了，功名利禄，人家是想要多少有多少，至贵；与人相处，别人只有俯首贴耳的份儿，居高临下。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可就太不容易了。而汉文帝就是一个，或者说他做得非常好。
汉文帝的心态好肯定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可打小不被人高看甚至蒙受羞辱后来当上君主的并不算少，这些人得势后往往大肆报复，手段残忍，凶相毕露，不但报复过去小瞧他的人，而且要报复整个社会，秦始皇、*等人就是例证。实际上这些人是心态扭曲，小人得志，穷鬼乍富。汉文帝则不同，他过去虽然不被高抬，是个边缘化的人物，可入主京城丝毫没显出不可一世的味道，对待臣属态度挺谦和，对待老百姓挺宽厚，不就是当个皇上吗？我还是我。
说汉文帝心态好，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怀有悲悯之心，说白了就是心肠软，心疼老百姓，不把人往死路上逼，得饶人处且饶人。不像有些帝王，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稍不随意就把人往死里整，拿人不当人，杀人不眨眼。前面说到的刑制改革，是源于“缇萦（提营）救父”的故事，文帝十三年（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应当受刑，被押解赴长安。汉代的肉刑严酷，他的女儿缇萦异常悲痛，便随父到长安，上书文帝，说“臣妾愿意入官府为奴婢（币），来抵赎父罪。”文帝怜悯她的一片孝心，下令赦免了淳于公的肉刑，令其携女归家，并且下诏废除肉刑，改革刑制。
二是能听得进不同意见，让人说话，甚至允许别人反驳自己，这别说在帝王堆儿里，就是那些芝麻官也很难做到。文帝即位不久，就废止了“诽谤妖言”罪，使臣下能大胆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官，凡有灾异就加罪于臣下。文帝十三年（前167年）文帝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作为一位皇帝，敢让人说话，能替臣下担待责任，实属不易。
一次，文帝出行路过渭桥，突然有人从桥下走出，使文帝乘车的马受惊而跑。这在当时是挺大的罪过，叫“犯跸（币）”，即触犯了皇帝的行动。文帝很生气，要求处死此人。廷尉张释之是个敢于据理力争的主儿，他经过审理，得知此人看到皇帝车马，因躲不及便藏到了桥下，一会儿他以为车马已过，便从桥下走出，结果正好撞上了文帝的车驾，吓得拔腿就跑，使马匹受惊。看来皇帝的马平时惯得忒厉害了，一点动静见不得。张释之依照法律罚其四两“罪金”。文帝知道后很不高兴，嫌他判得太轻。张释之向文帝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如果我们轻易地改变法律，就会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不知怎样做才对。”文帝听他说得有道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不再追究了。
还有就是将军魏尚案。魏尚是云中郡的太守，他镇守边郡，多次击败匈奴，使匈奴一直不敢轻易南下。但因为一次上交的敌人首级比报告的少了6个，文帝一怒之下罢免了他的官职，还判了刑。文帝在一次与郎署长官冯唐聊天时，得知冯唐祖先是赵国人，便提到了赵将廉颇，文帝说若能得到像廉颇一样的猛将就不怕匈奴侵扰了。冯唐听后不以为然，不客气地说即使陛下得到廉颇那样的将军也未必重用。文帝听了很生气，忙问为什么？冯唐说廉颇之所以常打胜仗是因为赵王信任他，但现在魏将军仅因上交首级少了6个就落得罢官入狱的结局，由此得知您有了廉颇那样的将军也不一定能很好使用。这冯唐是真够胆大的，这就像在虎嘴上捋须子。可文帝还就真听进去了，当天就派人释放了魏尚，官复原职，并提拔了敢于直言的冯唐做了车骑都尉。
三是躬行节俭，文帝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而且我们介绍的这些帝王，凡是心里惦记着发展生产，琢磨为老百姓做点儿事儿的，这方面做得都很好。因为一天穷奢极欲、大兴土木、花天酒地的，没几个能坐得稳江山。道理很简单，干什么都讲投入产出，一天由着性地糟，入不敷出，最后肯定得垮台。而且帝王的表率是非常重要的。文帝严责各地各级官员要节省，防止扰民。文帝二年（前178年），他下诏清点长安的公用马匹，将多余的一律送到驿站使用。他在位20多年，宫殿、皇苑等都是前任留下来的，从不嫌简陋。他本想造一座供宴游的露台，但看到工程预算要用“百金”，就说道：“这等于十个中等人家的财产，我本来用先帝的宫殿就觉得很奢侈了，露台就不用建了。”后宫所用的衣服器物也因为文帝的监督，没有奢侈攀比之风。
文帝的陵墓修得非常简朴，在西安市西北，形制不大，用普通砖瓦所建，里面也没有放置什么珠宝玉器。但可能正是因为它的简朴，别的汉室墓全被盗掘，它却始终保存完好，其结局非常耐人寻味的。
这里想说一下，文帝继承高祖崇奉黄老哲学，他及儿子景帝是中国历最后崇奉黄老哲学的皇帝。到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中国封建社会尊孔之先河。黄老的道家哲学讲究的是“清静无为”、“道法自然”，比着儒家哲学“君君臣臣”、“学而优则仕”的理念比较容易调整好心态。这可能也是文帝始终保持良好心态的一条重要原因。汉文帝后七年（前157年）夏六月，汉文帝病逝，享年46岁，谥号“孝文皇帝”，庙号为“太宗”。